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小立志报国的我从南洋回国，以赴国难。回国后我边念书边投入进步师生自发组织的救亡活动，并因多次被国民党统治下的校方除名而被迫转学。1934年我开始从事教学工作，先后经历了从边从教边宣传抗日救国革命思想的国民革命战争时期，到投身革命、参加地下革命活动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一、浴血奋战，抗日救国（1937年~1945年）
1937年， 我到普宁流沙中学任教，在校长马化龙同志（潮阳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从事革命工作，时为我党闽粤边区特委派至潮普揭的特派员；其公开身份是流沙中学校长）的引导下参加了地下革命组织普宁青抗会，进行抗日救亡革命宣传活动，成为革命的一分子。1938年，我经马化龙同志的介绍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马化龙同志在回闽西向特委汇报工作时，途经闽粤边的猴子洞为叛徒出卖，被反动派所杀害。本人与党的联系虽因此而中断，但仍然坚持与师生们一起，经常以画漫画、出版墙报、贴标语、到街头演出等形式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原广东省人大主任罗天同志也是同校教师之一，只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谁是否有秘密身份）期间我还认识很多游击队员（时为国共合作时期，故游击队名为“自卫队”），与他们一起参加抗战工作，并撰写了一些抗战简报和通讯等。
1939年潮汕沦陷，流沙中学解体，我回到家乡潮安县东凤乡礼阳郑村，参加了东凤抗日播音团（当时的战时工作队，为抗日游击队的前身），与郑奕廷同志（后为潮澄边县地下党领导人和下铁区负责人之一，八十年代病故）共同负责第四宣传队工作组织青年农民在本村和沟尾、诗阳一带以画漫画、出墙报、演街头戏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我还担任为抗日宣传服务的农民识字夜校的教员，负责在夜校讲课时用抗日歌谣等形式对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9年9月，抗日斗争越来越艰苦，我与郑奕廷同志一起参加在江东井美村（时属“缓冲区”）的战时工作队（后改名为抗日游击小组）接受地下党的领导，执行地下党交给的斗争任务，在江东各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时潮澄饶中心县委派陈汉、许拱明同志到工作队加强领导。我即为游击小组的成员，又受约为抗战报刊梅县《民报》和普宁《青报》的战地通讯员，先后用“里人”“洛夫”的笔名发表了多篇战地速写通讯报道《路》、《我们六个播种人》、《截获敌人汽艇》、《在急水塔下》、《在沙坝上》等，均为一稿两投。其中描写游击队伏击日寇的战斗《在沙坝上》一文还由梅县《民报》供给抗战部队“独九旅”政治部主编的《战地文艺》刊物转载；《截获敌人汽艇》一文是与游击队员陈维扬合写的，联笔名为“阿维·洛夫”，报道了1940年1月我们游击小组所在游击队佘厝洲江边伏击敌寇汽艇一战。
1940年初，抗战形势更加险恶，我受派回敌占区东凤侦察敌情，绘成了从陈畔沟头到熬头、庵埠的水线地形图。我所在游击队根据该地形图制订了打击敌寇的作战计划，由队长陈家富率队在陈畔沟头埋伏截击敌伪保安团，打死打伤伪保安团员多名，还打伤了伪保安团长陈子忠。
1940年3月，由于斗争需要，中共潮澄饶中心县委指示陈汉、许拱明同志通知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先后撤离游击据点，转入地下隐蔽。我接受命令潜入敌占区东凤儒士村进入地下革命活动。同年底，党派李习楷同志指示我转移到邻县以教书身份作掩护继续坚持抗日革命斗争，我因接受普宁县洪治小学聘函，于次年春与一同事前往普宁任教。
1941年至1945年，我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先后在普宁钟堂洪治小学（地下党联络点之一）工作，与同事普宁地下党同志杨朴轩（建国初期曾任潮安县兵役局长）、李怀章（八十年代任普宁人大副主任）、杨世顺（又名杨逸夫，普宁人，原汕头地区体委委员）共同磋商革命道理，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41年夏，我潜回敌占区潮安东凤，与礼阳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郑奕廷接上联系，受命在该村组织办地下夜校并当教员，组织青年农民边识字边学习革命理论，同时继续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一年多后的一天夜里，我接到东凤主村一民主人士（后参加革命，解放后离休，现已病故）密报说国民党当局派人来抓革命分子的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郑奕廷同志也接到密信通知我撤离，于是我受命潜回普宁洪治小学工作，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转往揭阳。在揭阳，有一次我去接头回来被汉奸盯梢，我机警地走进了一家私人诊所，汉奸带着两个鬼子进诊所查问，经医生出示其诊断结果（当时因生活在艰苦恶劣环境中而长期患有胃病、腰腿病）后，方免陷于敌手。
二、为求解放，继续革命（1946年~1949年）
抗战胜利后，我于1945年末回到家乡，与郑奕廷同志接上联系，由组织通过郑奕廷同志与下张小学校长张可臣的师生关系把我安置在该校任教，继续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并把我住处（儒士村我妻家）作为地下党领导同志的地下联络点。后陈汉、郑奕廷、郑扬（解放后曾任潮州工会主席，后因公殉职）经常来此联系、指示工作、互通情报等。次年夏初，地下党人陈维扬同志在潮安主办出版《路报》，我接受其任务成为该报特约撰稿人，边教书边从事包括撰写革命宣传稿件在内的各种地下革命工作。同年暑假，我因在校画了《春耕》、《夏耘》等革命宣传画被该校董事长张安淮（国民党反动分子）发觉而被其解聘。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郑奕廷同志指示我，通过我原在普宁学校的同志张世顺利用其师生朋友等关系，先后介绍我到汕头市第八小学、澄海莲阳中心小学任教，并与郑奕廷同志单线联系（后又指示增加了郑扬同志为联系人）接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指示。后来组织上又恢复了我妻家这一联络点，由郑奕廷、郑扬同志给我传达党的指示和任务，互通斗争情报。
1949年夏，我接到郑扬同志紧急通知：“你身份已经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缉捕你”，并指示我通过一些同事同志的关系找一教会学校隐蔽，因当时的外国教堂、教会学校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特殊保护，严禁反动军警窜入。我根据党的指示找到汕头教会学校普益小学校长王世忠（我原普宁学校的同事），在其校以教师职业作掩护，保持与郑奕廷、郑扬等同志的联系，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1949年底潮汕解放，当时的郑奕廷同志任潮安县南桂区（今潮安县东凤一带）区党委书记，长期以来与我保持组织联系的他以公函把我调回南桂区礼阳村担任小学校长职务，并被派任南桂区清理旧龙湖中学（原潮安第三中学）校产管理董事会的代表。
三、忘我工作，冤案得申（1950年至今）
1950年至1954年，我一直在潮安县礼阳小学任校长。1954年我被调往东凤任东凤中心小学担任校长职务，兼任东凤管区教联主任工作。这一时期我当选为潮安县第一次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县级人大的前身）代表、潮安县第一届人代会代表（教育界代表），并连续三次被评为潮安县劳动模范（教育界先进工作者），并于1954年教育界第一次吸收新党员时，被重新吸收为中共党员，于1956年定级为国家副科级干部。
1959年初，我被调往潮安县第十九中学（鳌头公社鳌头中学）任教导主任，兼任主管（校长）的工作。1963年我被调至潮安县教育局工作，一直到了三年后的“文化革命”初期被下放到意溪中学任教导主任。接着，我在当时的韩山师范学校“百日会议”时，因“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并被打成“地叛集团”成员，遭受无数次的“批斗”，遭到撤职停职、监管劳动，在意溪果林场接受劳动改造，当了三年的“牵牛伯”；到了1969年又被押送到东凤参加“地叛集团成员学习班”，被囚禁了半年多。直到1978年12月，我才领到中共潮安县委颁发的一份《平反书》，终于盼到了平反昭雪的一天！
